历史的亲历者系列，在2035年已经完结了，现在继续往下写厦门股票配资，取名为《亲历者笔下的历史》。取材明清两代，亲历者讲述的自己所以经历的历史。亲历者笔下的历史，并不代表一定真实，但一定会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满满的细节描写。计划大约会写10篇（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故事）左右，合计20万字。
1900年，庚子国变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，狼狈至极。怀来知县吴永迎驾，并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，详细记录了慈禧喜西逃一事。
吴永，曾国藩孙女婿，其妻去世后，再娶盛宣怀之堂妹为继室。
至民国，庚子西狩一事渐为人所遗忘，同事刘治襄得知吴永亲历此事，为防此事失载，于是请吴永口述，自己记录，整理成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一书。
在书中，有大量的关于历史的细节：
比如光绪帝憎恨袁世凯，每天都要把画乌龟，然后写上袁世凯的名字，然后用弓箭射击，最后将纸撕碎。再比如，慈禧逃到怀来，吴永准备了菜肴，却被乱兵抢走，又煮了三锅稀饭，被抢走两锅，剩下一锅，慈禧等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以下为正文（全文约2万字）。
我叫吴永，字渔川，号槃庵，别号观复道人，浙江吴兴人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我任直隶怀来知县，一场席卷天下的大乱突然降临，而我竟意外成为这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与记录者。如今回想那段往事，字字句句皆如昨日，其中的惊险、屈辱、荒诞与温情，都值得细细道来。
一、拳乱初起
光绪二十六年，山东、直隶一带突然兴起了所谓“义和团”。他们自称“义和拳”，以“扶清灭洋”为口号，宣扬能吞刀吐火、呼风唤雨，枪弹不入。起初，我只当这是民间迷信的邪术，想起历朝历代的黄巾、白莲之祸，深知此风一开，必酿大祸。彼时，邻县拳坛林立，而怀来县境内尚算平静，我严令禁止设立神坛、传习拳术，晓谕士绅里保：“现已奉旨明禁，怀来境内，无论何人何地，均不得设有神团坛宇及传习布煽等事。违者以左道惑众论，轻则笞责，重则正法。”
可拳匪之势蔓延极快，境内无赖、游手好闲之辈纷纷蠢蠢欲动。有人禀报，某村有个十六岁的少年郭双桂子，自称练术有成，被乡民奉为大仙。我密令干役将其招致县衙，亲自查验。那少年黄瘦蠢笨，却神态傲慢，见面便问：“大老爷，传我何事？”我让他当众演示，他东向而立，口唇微动，不久便面色发青，双目直视，向后直倒，良久才挺然起立，模仿术家击刺，数次向我逼近，如鸿门宴上之项庄舞剑。
我喝令拿下，他却倔强道：“尔请我来，胡得如此无礼？”审讯之际，其父爱子心切，竟气势汹汹闯入公堂，声称“干犯神道”，我怒而责其四百板，然后将父子二人释放。经此一事，境内暂无人再敢妄谈义和拳。
然好景不长，天津、保定一带拳焰日炽，甚至蔓延至京师。怀来接壤之地，香坛林立，邑中士绅百姓也多被蛊惑，纷纷劝我稍作妥协。就连直隶布政使廷雍也骂我是汉奸，逢人便骂，扬言若不是我是曾纪泽之婿，早该参劾我了。
不久，朝廷竟颁发奖励拳民的上谕，县里的乡绅，署衙里面的官员内外相逼，我不得已释放了此前拘禁的拳民。
没过几日，延庆州来了两千余名拳民，强行在西关外西园子设立拳坛。不数日间，追随者云集，士绅妇孺皆拍手称快。拳众甚至直接闯入县衙，声称“拜会”。为首八人自称“八仙”，依次通报“汉钟离”“张果老”等名号，拐仙摇兀作跛势，仙姑扭捏作妇人态，荒诞至极。我强作镇定应酬，席间有人叫嚷“此县官恐是二毛子，须细细审勘”，幸得旁人劝阻，才暂告一段落。
次日，拳众又邀我至坛中上香。我深知不去必生祸端，仅带六名护兵、两名家丁前往。坛所在古庙，门外扎起高敞天棚，拳民如蚁聚。我步入棚内，见香案供有关圣，便肃立行礼。旁一人却喝令我跪下，要焚表请神示，若纸灰不升，便定我为“二毛子”。
第一张黄纸焚烧后，灰竟不起，拳众哄然：“嘻！二毛子，神判定矣，当速斩！”
我从容反驳：“断罪当以事实为凭，心中所想安得为罪？戕杀命官即为谋反，朝廷必有重法，尔等担受不起！”众人闻言心怯，有人提议再试一次，此次纸灰忽从掌上腾起，虽未及尺便下坠，却被他们曲解为“他已明白矣”。
随后，他们将我拥至后殿，见一人手持书有“圣旨”二字的黄缎三角旗，作戏剧中旗弁模样，逼我行礼。我顺势取出随身携带的《京报》，其中载有禁止拳民与弛禁奖励两道谕旨，大声宣告：“圣旨下，跪听宣读！”众人愕然。我朗读完禁止拳民的谕旨后，他们质疑是假造，我又出示奖励谕旨，他们又问：“既系圣旨，何以前禁后弛？”我答：“皇帝为万民之主，威福自可从心，我辈做官只需奉令而行。尔等若能打退洋兵，我当跪于道左迎接；若仅恃强欺凌长官，我纵死亦不心服！”
正当双方僵持，此前被我责罚的郭双桂子之父突然闯入，叫喊着“吾股上四百板花尚在，须算账”，幸得绅士呵退。不料又有人突然起立，自称“关圣”降临，座中拳众悉数匍匐伏地，叩头不止。
我趁乱告辞，在绅士护送下，奋力从人丛中挤出，上马疾驰而归。
归署不久，拳众便纵火焚烧县城东南的法国教堂。彼时教士早已逃遁，教堂中空无一人，拳众却令围观者环跪大叫“烧烧烧，杀杀杀”，不从者便指为“二毛子”，顷刻剁成肉糜。火星飞溅至县衙，我顿足忿叹，家人却劝我勿露不满，恐遭报复。随后，绅士来告，拳众要我捐助香火银赎罪，我本无钱，绅士们奔走筹措得五百两白银，不料拳众竟称“县官尚清廉，此银全系借来，不必收受”，将银两退还。
此后，城内又新设一处神坛，与西关坛分庭抗礼，两派为争夺权势，冲突不断，百姓夹在中间苦不堪言。怀城西北白衣庵的住持僧人，因感叹拳匪“直与盗匪无异”，便被拳众指为“白莲教徒党”，积薪烧死，惨不忍睹。
拳众对我衔恨未消，屡次寻衅，甚至扬言要焚烧县衙。他们在署门头门后户树起“南方丙丁火”的红旗，约定午正举火。我出面劝阻，为首者指着头上缝有“佛”字的洋铁片，狂妄道：“老佛爷见了也要下跪，小小知县官算什么！”我正色道：“县官有罪，罪在我一身，何至怒及衙署？将来重建需动公款，皇上问起缘由，必有承当其罪者。戕杀官长即是谋反，加之毁署，罪上加罪，尔等亲戚故旧难免被累！”为首者闻言气沮，借口说“时候未到”，率众离去。
最惊险的一次，是我的友人陶杏南从京师寄来的信函被拳众截获。信中多有诋毁拳祸之语，拳目带着信函闯入县衙，厉声质问：“尔平日饰言不反对我等，今真凭实证在此，看尔如何抵赖？”我故作茫然，指认笔迹不符，又言无印信图记，系奸人诬陷。他们又拿出一个剪就的纸人，声称是“白莲教徒兴妖作怪”，欲搜查县衙。我慨然道：“请速速检查，若搜得纸人纸马等物，刀锯鼎镬，我一无所悔！”他们见我措词坚决，心生动摇，最终悻悻而去。后来我才知，陶杏南因留学日本，已被拳匪逮捕下狱，关押六旬有余。
我在拳匪巢窟中周旋数十日，之所以能幸免于难，多亏两年来在怀来勤于政事，不苛敛、不滥刑，与绅民感情融洽。乱世为吏，险象环生，我每日如履薄冰，只盼能守得一方平安。
二、两宫西狩
光绪二十六年七月，京津战事愈烈，八国联军步步紧逼，我军节节败退，溃兵纷纷窜入怀境。拳团虽知儆惧，却仍樱城固守，将东南各门用土石填塞，仅留西门出入，盘诘甚严。我困守城中，内外隔绝，对城外大势一无所知，每日只能从溃兵口中零星得知一些碎片化的消息，心中焦虑万分。
七月二十三日傍晚，我正与幕僚亲友围坐晚餐，试图借酒浇愁，拳匪处忽派人送来一封急牒。那是一团粗纸，无封无面，皱折如破絮，我命人小心平熨后才看清，竟是一纸横单，上面写着：
皇太后皇上庆王礼王满汉全席一桌
端王肃王那王澜公爷泽公爷定公爷楠贝子伦贝子各一品锅
振大爷军机大臣刚中堂赵大人英大人年神机营虎神营各一品锅
下方注明“随驾官员军兵，不知多少，应多备食物粮草”，落款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，盖有延庆州州印。我认出是知州秦奎良亲笔，心中大惊——两宫圣驾已在岔道住宿，离怀来仅数十里！
县署上下顿时惶骇不已，有人质疑是伪诏，劝我置之不理；有人说怀来是荒城，没有能力办此大差，不如弃官逃避；还有人则担心供应不如圣意，到时候必遭严谴，不如不迎。我踌躇再三，念及身为守土官吏，食朝廷俸禄，岂能在君上患难之际袖手旁观？我下定决心迎驾，当即开始部署。
怀来本有驿马三百余匹，却多被溃兵劫掠，仅存五六十匹，且多为老弱。我先派急足前往榆林堡（离岔道二十五里，离怀来二十五里），命当地司事即刻预备饮食，又派厨役携带蔬果海味连夜赴堡相助，不料守门拳匪坚不允放行，厨役只得缒城而出。城内无猪肉铺，我令厨夫杀猪三头，除去治办筵席外，另用三口大锅烂煮杂脍蔬肉，以备随从食用。同时，我请姊夫缪石逸书写“尧天舜日”“国泰民安”等颂扬朱联，将西关行台布置为临时行宫，连夜糊壁粘联，悬灯结彩，扫除陈设，粗有可观。又传谕居民拿出半数存粮，制备米饭、蒸馍、烙饼、稀粥等食物，承诺日后由县衙加倍偿还。
当晚，我令马勇二十人整枪实弹，准备次日护送我出城；又命同僚即刻掘去东门土囊，填平街心的坑洼，以便銮舆通行。不料派往榆林堡的厨役踉跄回报，所携菜肴被游勇劫掠一空，还被砍伤右臂。我虽心急如焚，却也只能强作镇定，继续部署。
七月二十四日拂晓，我身着补服，披紫呢外罩，加油兜于凉冠，率八名马勇策马向西门而行。拳匪早已听闻我昨夜之令，知晓两宫将至，也不敢阻拦，道中红布狼藉满地，皆是他们仓皇抛弃的。出城不久，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风吹湿衣，寒冷彻骨，我在马上颠播瑟缩，困顿难言。幸得雨势渐止，行至半途，偶遇军机大臣赵舒翘的驮轿，前骑高声问：“来者其怀来县耶？”我应答后，赵公急切道：“两宫饥寒已两日夜，情状极困苦。洋兵打入紫禁城，势不能不走。汝但竭力供亿，使两宫暂得安适，庶稍苏积困也。大驾随后且到，可即前行迎驾！”
巳正时分，我抵达榆林堡，只见居民早已逃徙殆尽，街市寂然无人烟。寻至驿所，仅有管驿家丁董福留守，他面色惶恐地禀报：“全堡已空，稍有余物皆被兵匪掠尽，驿马只剩老羸五匹。现已择较宏整的骡马店，备圣驾小憩，煮有绿豆小米粥三锅，两锅已被军吏卒掠夺，仅存一锅。”我心中一紧，当即坐于店门石墩上，令马勇荷枪侍立，严令不许任何人入店，竭力保住这仅存的一锅粥——这或许是两宫连日来能吃到的第一顿热食。
不久，肃亲王善耆乘马先至，他是我在都中旧识，见我在此等候，急忙告知：“皇太后乘延庆州肩舆，其后驮轿四乘，皇上与伦贝子共一乘，次皇后，次大阿哥，次总管太监李莲英。接驾报名时，俟四人轿及第一乘驮轿入门，即可起立。”我谨记于心，整理衣冠，静候圣驾。
片刻后，远处传来马蹄声与车轿碾压地面的声响，导骑十余驰骋而来，高声传呼“驾到”。我遥见四人舁蓝呢大轿前行，轿夫衣衫褴褛，步履蹒跚，至店门时，我双膝跪地，高声唱道：“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太后圣驾。”随后一驮轿至，内中对坐二人，形容憔悴，我又高唱：“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上圣驾。”
报名毕，我仍跪坐于门外石上候命。不久，一太监掀帘而出，出门外大呼：“谁是怀来县知县？”声锐而厉，后来我才知此人是二总管崔玉桂，深得太后信任。我起身躬身应答，他厉声呵道：“上边叫起，随我走！”我随他入院，至正房门外，经其通报后，帘幕被缓缓搴开，我躬身而入。
室内两明一暗，陈设简陋，正中设一方桌，左右列二椅，太后布衣椎髻，身着蓝布衣裳，脸上布满风尘，形容憔悴，全然无往日威仪，坐于右椅上。我当即跪报履历，免冠叩头：“臣怀来县知县吴永，恭请皇太后圣安，皇上圣安。”
太后先问：“尔是旗人？汉人？”
我奏言：“汉人。”
又问：“何省人氏？”
答：“浙江。”
“尔名是何永字？”
我仓猝间竟一时语塞，只得信口作答：“长乐永康之永。”
太后点头：“哦，是水字加一点耶？”
我应声称是。太后又问班次、到任年限，我一一陈奏。
当问至“到任几年”，我答“三年矣”，太后忽放声大哭，泪如雨下：“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，竟不见一百姓，官吏更绝迹无睹。今至尔怀来县，尔尚衣冠来此迎驾，可称我之忠臣。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。我今见尔，犹不失地方官礼数，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？”
哭声哀恻动人，我亦随之痛哭流涕。太后哭罢，自诉沿途苦况：“连日奔走，又不得饮食，既冷且饿。途中口渴，命太监取水，有井矣而无汲器；或井内浮有人头，不得已，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，略得浆汁，即以解渴。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，相与贴背共坐，仰望达旦。晓间寒气凛冽，森森入毛发，殊不可耐。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，即皇帝亦甚辛苦。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，腹馁殊甚，此间曾否备有食物？”
我连忙奏道：“臣本已谨备肴席，但为溃兵所掠。尚煮有小米绿豆粥三锅，预备随从尖点，亦为彼等掠食其二。今只余一锅，恐粗粝不堪，不敢贸然上进。”太后急切道：“有小米粥？甚好，甚好，可速进。患难之中得此已足，宁复较量美恶？”随即命李莲英引我见皇帝。
皇上方立于近左空椅之旁，身穿半旧元色细行湖绉绵袍，宽襟大袖，上无外褂，腰无束带，发长至逾寸，蓬首垢面，面容憔悴，眼神黯淡，全然无帝王气象。我依礼仪跪叩请安，皇上一语不发，只是默默点头。
我仍回跪太后前，太后又问了几句地方情形，道：“予今已累，尔亦可下去休息。”我退出至西厢房，即刻命人将那锅小米粥小心翼翼送入内室。未久，内监复出，急切地索要筷子，仓猝间无处寻觅，我猛然想起随身佩带的小刀牙筷，急忙擦拭干净后呈进。其余随从无筷子可用，太后便命人折秫秸梗代之。俄闻内中传来争饮豆粥的唼喋之声，想来是许久未得饱食，吃得极为香甜。
少顷，李莲英掀帘而出，对我词色和缓了许多，翘起大拇指道：“尔甚好，老佛爷甚欢喜。尔用心伺候，必有好处。”又凑近我低声道：“老佛爷甚想食鸡卵，能否取办？”我答道：“此间已久无居人，安所得此？然臣当尽力寻觅。”
我即刻至市中空肆翻找，终于在一橱屉内找到五枚鸡卵，如获珍宝。因随从四散，我只得在西厢自行吹火勾水，将鸡卵煮熟，以粗碗盛之，佐以食盐一撮，亲手捧交内监呈进。
未久，李莲英再次出来，面带笑意道：“老佛爷很受用，适所进五卵，竟食其三；余二枚，赏与万岁爷，诸人皆不得沾及，此好消息也。但适间老佛爷甚想水烟，尚能觅得纸吹否？”我想起身边藏有粗纸数帖，勉强可用，便在西厢窗板上自行搓卷，费尽周折，良久只得完好纸吹五支，连忙呈上供用。
不数分钟，太后搴帘出廊下，手携水烟袋自点自吸，神态稍显闲整，想来是饱食之后，精神好了许多。她见我在右厢廊间侍立，便令我就近说话，我只得在院内泥泞中跪下聆听。太后絮絮问了些怀来地方利弊、百姓生计等琐事，随后道：“此行匆促，竟未携带衣服，颇感寒冷，能否设法预备？”我奏道：“臣妻已故，奁具箱箧均存寄京寓。署中无女眷，惟臣母尚有遗衣数袭，现在任所，恐粗陋不足用。”太后道：“能暖体即可。但皇帝衣亦单薄，格格们皆只随身一衣，能为多备几件尤佳。”我答：“臣回署当即刻检点呈进。”太后又问：“我乘延庆州轿子，舆夫已疲劳，此处能换夫否？”我奏：“臣已预备齐楚，均系官夫，向来伺应往来差事，当不至于贻误。”李莲英从旁插话：“人家伺候大人们不知多少，岂有不会抬轿之理？”
太后顾左右随侍人员道：“吴永他是汉人，却甚知道礼数。”李莲英又道：“人家做官多少年，难道此区区礼数都不懂得，还配办事么？”随后传呼起銮，太后换乘我所备之轿，皇上仍乘延庆州轿。我在门外报名跪送毕，即上马由间道飞驰回县，沿途村落空无一人，民舍多被溃兵游匪毁坏，鸡豕横尸道旁，为鸦犬争食，荒凉惨淡之景，目不忍睹。
抵县城时，东门已洞开，守城拳匪早已逃匿无踪。我传谕各家居民启户，门外摆设香案，有灯彩者悬之，无则用红纸张贴，告知百姓驾到时可于门外跪看，但勿喧哗。随后我至行宫查看，陈设已颇楚楚。未几，前站内监乘马先至，逐一检视各住房后，似已甚满意，笑道：“咱们今日已算是到地头了。”
少时，銮驾至，我如式跪迎。两宫先后降舆入内，稍作歇息后，旋即传我入见，太后温语慰劳：“很难为你办理，诸事甚妥。”我退出后，即刻驰回县衙督促供应。随扈官兵陆续入城，斗大山城一时填塞俱满。此次随驾同行者，除此前名单所列外，还有博公、定公、工部侍郎溥兴及各部司员数人，我所识者有提督马玉昆、学士王婷、军机章京鲍心增等。扈从兵士多为神机、虎神两营及武卫军，却零落散漫无统纪，疲饿不堪，沿途肆行抢掠，道遇车马便摔人夺物，虽京外官吏亦难幸免。
我回署后，即刻启箧检得先母柯太夫人呢夹袄一件，尚觉完整，预备进奉太后；又检得缺襟大袖江绸马褂、蓝绉夹衫长袍各一件，拟进奉皇上；格格们的衣服无相称者，便以我自用的绸绉线夹春纱长衫数件凑置一包，即刻驰赴宫内呈送。我姊已故，姊夫缪石逸新续娶，有镜奁一具，我取以进奉，梳篦脂粉悉具，太后始得栉沐妆饰。稍后复传我入见，太后及皇上均已更换我所进衣服，威仪稍整，两格格亦穿我长衫，伫立门外闲看，不复如前狼狈。
当晚，我巡视各馆舍，见兵士抢掠不止，民怨渐生，便入宫陈明实情。太后颦蹙道：“此辈甚可恨。予于途中已饬马玉昆严办，正法至百数十人，均令枭首居庸关，乃尚不能禁止。但今可授尔旨，见有抢掠兵士，不问属于何军，准即就地正法可也。”我连夜往来照料，调停安抚，直至四鼓才回署假寐片刻。
次日拂晓，我刚至街口，便见一群兵士正在抢劫城中典肆，四名伙计跪在路旁，哀求我为其作主。我令随从马勇上前拿办，厉声道：“圣驾在此，尔等乃敢白日行劫！予已奉太后旨意，得就地处置！”当场拿获六人，均搜出赃物，我当即命人将其押至西门“腾蛟起凤”牌坊下斩决，首级枭示柱上。见者无不栗然，城中抢掠之风稍息。
随后，我又听闻乡民报告，各方溃兵到处掳掠牲畜骡马，一日多达十数起。北地农民全靠骡马耕作，若遭掳掠，来春怀来百姓将无以为生，遗患非小。我急往见马玉昆，告之以故，请其为怀民造福。马玉昆道：“事固应办。但怀境辽阔，安能处处派兵守护？”我道：“彼等抢掠牲口，皆须携往他处贩卖，本县之七里桥实为其出境总路，军门但于此处派兵驻扎，见无鞍辔骡马，便是从乡间掳掠而来，可严加盘诘。如讯问得实，即予截留，并将游兵严办数人，此风即可遏止。”马玉昆道：“如此甚易。”当即调兵一哨驻守七里桥。一二日间，便盘获骡马八十余匹，就地正法十数人，抢风顿息。马玉昆挑选四匹好马赠与我，我谢道：“怀民受赐已至厚，此区区者，又何足言？”马玉昆欣然不已。
当日，太后召见我，嘉许此事办得妥当，谕道：“予与皇帝驻跸在此，城内外不许有枪声。下令后如再有人放枪，可即擒拿处斩。我尚拟再住一日，一切供支，汝可量力为之。汝亦须少为将息，毋过劳苦。”太后体恤之情，溢于言表，我不觉为之感泣。
两宫在怀来驻跸三日，这三日里，我每日宫门传呼叫起三四次，奔走伺应，无一刻宁息。随扈军士、宫监数千百人的饮食供应，耗费巨大，沿城十里以内的蔬菜牲畜粮食草秣，全部用尽。幸得怀来百姓感念我平日为政清廉，均愿尽力相助，平价供应各类物资，才未致匮乏。我自始即定以平价和买，丝毫不加科派，故民间踊跃输送。
第三日下午，宫内传旨，由军机处交到字条一纸：“本日奉上谕，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。”我接旨后，又惊又忧。惊的是圣恩浩荡，由一知县突然担此重任；忧的是自己一旦随扈离去，怀来善后无人负责，溃兵游匪与拳匪必将反扑，城中百姓恐遭蹂躏。我急忙赴宫门，想请李莲英代为陈奏，恰逢其已入睡；又往见肃邸、伦贝子、端邸、王中堂等，均未能如愿辞卸。最终，王中堂建议我请马玉昆留一营驻守怀来，我连夜至马玉昆处恳请，马玉昆慨然应允，星夜飞调某营入怀来。
诸事安顿完毕，我草草打包行李。署中并无多眷属，仅有嫂侄及亲戚幕客数人与京官旧友之避难来署者，我只得托姊夫缪石逸代为主持照料，委典史暂行代理县里事务，我随即与各位同僚及乡绅们简略商议了守城的相关事宜，并告知他们，我已经向马军请求派兵前来协助防御。众人听后，都感到十分欣慰。我又向家丁刘福含泪相托，照料从子宗熙：“予兄弟数人，止共此一丝血脉，今以累尔矣。予此去孤身远役，前途祸福不可测。尔幸念数年推解之谊，照看吾侄，必毋使失所，异日幸平安复相见，当不相负。”刘福亦跪泣曰：“老爷尽忠保主，前程远大，但安心首途。小人尽绵力所及，虽至行乞，誓奉伺侄少爷，决不相离弃。”我与嫂氏痛哭诀别后，于七月二十五日黎明，带着姐夫缪石逸一同随驾护行，即刻启程上路。
三、随扈西行
七月二十五日，我跪送圣驾启銮后，便乘马先行，另雇一双套骡车运载行李随后。出西关城外，马玉昆所派留怀防守的马队营长已在此伺候，我叮嘱其与城里官员及乡绅妥善供应事宜后，便匆匆道别。行数里外，遇马玉昆，两人一同前行，途中见一兵士无鞍鞯，牵骡马五六匹，形迹可疑，马玉昆令截留审问，果系从乡间掳掠而来，便将其正法。马玉昆手持一拂尘，扬之当鞭，跃马疾驰而去，我随后趱行，不久至一小村集，见那兵士的无头尸身委于道左，头颅已被枭示竿上，鲜血犹滴沥不已。我念此壮年男子死于我一言之下，虽知其罪有应得，却也不免怅然。
行至土木驿，宣化镇何乘鳌带马队来接驾，与之相晤后，又行二十里至沙城驻跸。此处以佛寺为行宫，我连日劳顿，寻得一荒寺，在阶上独坐休息。不料各王公府箭手、太监及武卫左军兵士纷纷前来勒索车辆、马匹、粮饷，气势汹汹，扬言“尔系粮台，分当供给军需，岂能任意推诿”。我愤不可遏，挺身斥道：“尔辈皆食国家厚饷，今外兵一至，乃无一人抵御，致令圣驾蒙尘，颠沛至此，尚忍作此态耶？予受命未一日，又新从奔走至此，百凡未及布置，将从何处得饷？今予惟有孑然一身，脔割咀嚼，一听尔等所欲，饷银则分文无有！”说罢，我坐在地上闭着眼，放声痛哭。良久启视，兵士们竟已悄然离去，一场风波竟以一哭解围。
经此一事，我深知身无一文之饷、手无一旅之兵，难以应对后续无尽的缠扰。想起岑春煊（甘肃布政使，率军至北京勤王，并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）现携有饷银五万两，且带有步骑兵队，弹压较得力，其人似亦任侠有义气，便欲以督办之位相让，自己为会办（即副手），相与协力从事。我往见庄亲王，恳请其挈我面奏。庄亲王道：“我带尔同往，尔自陈奏可也。”
至东大寺行宫，经内监通报后，李莲英自角门出，低声问：“此时尚须请起耶？”庄邸曰：“他有事面奏。”李莲英入内通报后，传旨叫起。太后立于佛殿正廊，皇上立于偏左，庄亲王前奏曰：“吴永有事陈奏。”我随即奏道：“蒙恩派臣为行在前路粮台，本应竭犬马之劳。惟臣官仅知县，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，于体制诸多不便。即发放官军粮饷，布发文告，亦多为难之处。现有甘肃藩司岑春煊，率领马步旗营，随驾北行。该藩司官职较崇，向各省行文催饷，系属平行。可否仰恳明降谕旨，派岑春煊督办粮台，臣请改作会办。所有行宫一切事务，臣即可专力伺候，不致有误要差。”
太后手持水烟袋，沉思良久，曰：“尔这主意很好，明晨即下旨意。”又温语慰我：“此次差事，真难为你，办得很好。汝甚忠心，不日即有恩典。我于外间情形，知之甚悉，皇帝性情亦好，差事如此为难，断不致有所挑剔，汝可放心，无须忧急。”我免冠叩首，感激涕零。太后又忽问：“尔之厨子周福，很会烹调，方才所食扯面条甚佳，炒肉丝亦甚得味。我意欲携之随行，不知汝愿意否？”我对曰：“厨夫贱役，蒙恩提拔，不惟该厨役得有造化，即臣亦倍增光宠。”太后甚悦。当晚，便有内监告知，周厨已赏六品顶戴，供职御膳房。而我却因此无从觅食，只得到巡检署求助，勉强得一饱。
七月二十六日，朝廷降旨：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，吴永、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。俞启元字梦丹，为湖南巡抚俞廉三之子，因刚中堂推荐而得此职。不料，此事竟大遭军机不满，王中堂见我便诟道：“尔保岑三为督办，亦须向我等商量，乃径自陈奏耶？此人苗性尚未退净，如何能干此正事？将来不知闹出几多笑话，尔自受累。尔引鬼入宅，以后任何纠结，万勿向我央告，我决不过问！”我始知自己少年鲁莽，一时轻率，竟开罪了军机大臣，心中懊悔不已。
岑春煊果如王中堂所言，一得督办之名，便沿途大施威福。他对地方供应官吏，动辄非法凌辱，骄横放纵，气焰之盛，令旁人不敢近前。天镇县令因驾至宣化时，圣驾连驻三日，预备的食品皆已腐烂发臭，临时赶办不及，便被岑春煊大加逼责，竟至仰药自尽。行至山阴县，情形也差不多。岑春煊又对县令严辞斥责，厉声问道：“看你有几个脑袋！”县令惶恐万状，无计可施，竟跪地向我泣涕求救。我一面好言抚慰，一面请托内监从旁疏通，劝岑稍加宽容，勿令天镇惨剧重演。岂料此举反招致岑春煊切齿怒骂，指责我久任地方，一味偏袒州县。自此，两人嫌隙日深，渐行渐远。
而俞启元则丝毫不问公事，每日仅向我诋毁岑春煊，并对其恣意谩骂，我有时不免随声附和，不料他竟将我的话添油加醋转告岑春煊，致使我与岑春煊的矛盾愈发尖锐，终成不解之仇。
每日宫门叫起，必有三五次之多。我因与宫中内监自李莲英、崔玉贵以下多半熟识，故出入宫闱，一无阻拦。待銮驾进入山西境内，威仪日盛，宫门上也开始有了需索使费的惯例。我为此定下规矩：凡内奏事处、茶房、膳房等各色首领太监，按其职级，自十余金至数金不等，逐一发放；至于总管太监，则不便以银钱点缀。各处所需，均由我一手代为开销，按份散发，既不让一处落空，也不许任何人额外多取。每次所费不过百余金，地方办差人员皆感便利。彼时诸监初离京城，方才摆脱饥寒之苦，欲望尚浅，因此尚能规矩就范，依例领取。
太后喜闻外事，每次召见我陈奏公事毕，便温言霁色，令我随意说话。我常为其陈述地方利弊、民间疾苦，太后每问一事，必追根究底，娓娓忘倦，往往一谈就是一二个时辰。不料，这竟又触怒了枢臣。一日，在西安行宫，李莲英忽附耳告我：“尔已闹大乱子矣！昨日尔于老佛爷前所言民间疾苦、官吏弊端，今日诸军机入见，均大碰钉子。老佛爷厉声诘责，谓外间种种情形，尔等平时何无一语奏闻，直是蒙蔽我母子耳目！诸军机相顾失色，咸不知所对，只有相率免冠碰头。”此事过后，我反复思量，方觉自己当时何等轻率！一腔热血，只想着让两宫知晓些民间实情，却浑然忘了自己身在何等位置。越分之举，不仅于事无补，反给军机大臣招来偌大麻烦。
后来，在军机房，荣禄、王文韶、瞿鸿機均在座，王中堂忽正色对我道：“渔川，我与尔系同乡，不能不向尔正告。尔今日召对，乃至二点一刻之久，致我等久候，究竟所说何词？以后在本等范围，自可简单明瞭，扼要陈奏，切勿东牵西曳，横生枝节。天泽之分，奏事有体，非儿戏也。”荣禄、瞿鸿機虽默然无言，但神色间亦深不满于我。自此以后，宫廷便改定规制，先召军机，再叫外起，以便军机大臣探听他人陈奏内容，预备应对之词，免再遭太后诘责。
我还曾亲历一件趣事，得以窥见德宗与太后的相处之道。前清宫廷体制看似森严，实则内容并不十分严肃，宫监对皇上殊不甚在意，虽称之为万岁爷，实际不啻为彼辈播弄傀儡。德宗平日萎靡不振，全无帝王威仪。闲暇时，常与几名太监坐在地上嬉戏玩耍。他最喜在纸上画满奇形怪状的鬼物，皆是大头长身，画毕便扯碎丢弃；有时则画一只乌龟，在龟背上写上“袁世凯”三字，贴在墙上，用小竹弓对着射击，射完又取下剪碎，让纸片如蝴蝶般纷飞——其对袁世凯衔恨之深，几乎以此为日课。
见臣下时，德宗更不能发语，每次宴见，必与太后同坐一榻，榻多靠南窗下，太后在左，皇上在右。我向中间跪起后，两人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，太后徐徐开口曰：“皇帝，你可问话。”皇上才问：“外间安静否？年岁丰熟否？”数百次召见，皇上始终不过那寥寥数语，声极轻细，几如蝇蚊，若非久侍在侧，几乎听不真切。皇上问罢，太后便接言开讲，滔滔不绝。她尤喜拈用四字两字名词、古文成语，脱口而出，于人情世故洞悉明澈，往往数语之间便已洞晓来意，诸大臣无不畏惮。太后如此聪强明察，而德宗如此懦弱畏缩，无怪乎他只能俯首帖耳，遭受钳制，不能稍有施展。
八月十七日，车驾至太原，以巡抚署为行宫。及入视，则帘帷茵褥、一应器用，粲然毕具，皆嘉庆年间巡幸五台时所制，存贮于太原藩库者。闻此库历经数十任藩司，皆谨守封识，莫敢启视——盖恐一开之后，稍有毁损，交代难清也。此次因銮舆仓猝而至，百无所备，不得已始发钥启封。及启，但见诸物灿烂如新，丝毫无损，恍若百年前即预为今日之备。一时在事诸人，莫不啧啧称奇。
在太原这些日子，我因屡次触怒几位枢臣和岑春煊，处境越发艰难。岑春煊仗着自己官大，遇事专断得很，凡有奏折，都是一个人署名上呈，王中堂几次提议联名会奏，他都不肯听从。他的幕客张鸣岐，也是个看眼色行事的，凡是重要的文件，一概不让我过目。有一回我偶然进他屋里，正撞见他誊写公文，见我进来，慌忙就往抽屉里藏，那神情简直像防贼似的。我当时忍不住，当面狠狠说了他一顿，他涨红了脸，张着嘴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可经了这事，我与岑春煊之间的疙瘩，算是越结越深了。
一日，在太原行宫门内，岑春煊因一细事向我诘责，词色甚厉，我不服与之对诟，他益发哮怒不可遏，曰：“予非参尔不可！”我亦厉声曰：“尔有本领尽管参去，我在此听候。我亦奉旨专折，可以参尔。我无款可指，尔之罪状累累，均在予腹中，且看谁人曲直也！”岑春煊大怒，竟以手揪住我胸前衣襟，作挥拳之状。我厉声道：“此宫门之前，尔敢无礼耶？”他才极不情愿地松手，立即飞奔至李莲英处，向之泣诉曰：“老叔，我受吴某侮辱，必当参奏，乞为我援助，没齿感激。”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毓英与李莲英有交情，故称其为叔。李莲英受其谄谀，与他勾结愈密，却也极力劝阻：“老侄，尔与吴永皆老佛爷所眷注。尔两人自相攻击，使老佛爷难以处置，必不喜欢。咱们都是一起儿办事人，闹成过节，惹外边议论，面子亦不好看。况老佛爷很说吴永得力，恐未必就参得动他，那于老弟分儿上，更没得光彩。还是忍耐为是。”岑春煊这才不情愿地放弃参奏，但视我已如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军机诸公本就对我不满，如今见岑春煊极力迎合，越发想合力把我挤出去。一日，军机处向两宫陈奏，说各省解饷迟滞，非得派人前去催促不可；若泛泛派个寻常官员，恐怕不易得力，最好是从随扈大员里，挑一位精明干练、深悉沿途辛苦情形、又为两宫所亲信的人去办。
太后问何人可去，军机合词奏曰：“臣等再三思议，殆无过于吴永与俞启元两人。彼等皆一路随驾前来，一切情形，无不周悉；又皆受皇太后、皇上恩典，定能格外仰体圣怀，为国宣力。”太后迟疑良久，曰：“吴永办宫门差使，甚是熟习，他去后何人办理？”军机奏曰：“岑春煊原是同起办事之人，一样熟习，可以办理。”太后始首肯，起初计划派我赴江浙，俞启元赴两湖，后因父子回避，改派我赴两湖，俞启元赴江浙。
八月二十六日，我打点行装，带着幕友张震青和侄儿充生，自太原启程南下。一路上经过徐沟、祁县、武乡、沁州、长子、高平各处，多是崎岖山路，着实吃了些苦头。九月十三日这天，行至汝宁府属的遂平县，偶然翻看八月二日的邸抄，才知道京里出了大事：庄亲王载勋、怡亲王溥静、贝勒载濂、载滢、端郡王载漪，一概革去爵职，交宗人府严加议处；辅国公载澜、左都御史英年均是严加议处；大学士刚毅、刑部尚书赵舒翘也交部议处。再往下看，说是德国使臣克林德被杀，朝廷已派人赐祭——想来这议和的条款，总算略有眉目了。
九月二十三日，我抵达汉口，才得知圣驾已于初八日自太原启銮，西幸西安，锡良升任山西巡抚，毓贤开缺，岑春煊授陕西巡抚，闻各国屡请回銮，两宫尚未应允。在汉口，我谒见鄂督张之洞，张之洞与我谈及大阿哥溥儁（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慈禧想废黜光绪帝，决定立溥儁为大阿哥，也就数皇储，预定庚子年元旦光绪帝举行让位礼，改元“保庆”），谓：“此次祸端，实皆由彼而起。酿成如此大变，而现在尚留处储宫，何以平天下之人心？且祸根不除，尤恐宵小生心，酿成意外事故。彼一日在内，则中外耳目，皆感不安，于将来和议，必增无数障碍。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，若待外人指明要求，更失国体，不如及早自动为之。君回至行在，最好先将此意陈奏，但言张之洞所说，看君有此胆量否？”我慨然道：“既是关系国家大局，誓必冒死言之。”
我在两湖办理催饷事务期间，朝廷屡次下旨催我回行在复命。无奈公事尚未了结，实在脱身不得，一拖便拖到了年底，索性在湖北过了年。次年辛丑正月，我在武昌租了间屋子，草草办了婚事。直到三月中旬，才算把督饷的差事彻底交割清楚。事毕之后，不敢再耽搁，星夜兼程西上，赶到西安行在时，已是五月初了。
次日，我蒙太后召见，太后温语慰劳，仿佛家人子弟远道归来，笑道：“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岑春煊同你不对，他们把你挤到外边去的。”又道：“你出去走一趟也好。你两人若是一径混在一起儿，到今朝不准闹些什么花样出来。”随后，太后赐我御笔亲画折扇一柄，银三千两，及袍褂料十数袭，恩赏之厚，令我感激涕零。太后仍命我伺应宫门差使，银两衣物赏赉几无虚日，还推恩赏给先太夫人金宝手钏各一副。
五月六日，我与徐世昌、孙宝琦三人一同蒙召见，均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。入殿时，皇上正面端坐，面前设着御案；太后则在皇上身后高坐，那光景，恰如戏台上观音、王母的坐像一般。太后手里捏着绿头签，见了我，微微笑了笑。事后听内监说，太后曾笑言：“吴永今日也上了场，正式行起大礼来，咱们真好似演戏模样。”——想来是我平日在御前奔走，朝夕见面，今日却是头一遭正式觐见行礼，难怪太后有此一说。
想起张之洞所托之事，我决意陈奏遣放大阿哥。因事关重大，先向荣禄探探口风。荣禄当时正在吸烟，一家丁在旁伺候装送。听我说罢，他侧耳瞑目，作沉思状，随即猛力一吸，吐得烟气卷卷如云雾，半晌不语。如此反复三次，足足过了十余分钟，才徐徐点头道：“也可以说得，尔之地位分际，倒是恰好，像我辈就不便启口。但须格外慎重，勿卤莽。”
一日召见，奏对已毕，见太后神气悦豫，我瞅准时机，跪奏道：“臣此次自两湖来，据闻外间舆论，似对于大阿哥，不免有词。”太后神色微微一凝：“外间何言？与他有何关系？”
我叩头道：“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，当然无涉于政治，但众意以为此次之事，总由大阿哥而起。现尚留居宫中，中外人民，颇多疑揣，即交涉上亦恐多增障碍。如能遣出宫外居住，则东西各强国，皆称颂圣明，和约必易就范。臣在湖北时，张之洞亦如此说，命臣奏明皇太后、皇上。”太后凝思片刻，缓缓道：“尔且谨密勿说，到汴梁即有办法。”
我听这话，知道已有眉目，心中稍安。
过了几日，我又乘间奏请为徐用仪、许景澄、袁昶（三人皆属于“庚子被祸五大臣”，他们在庚子事变期间因反对清廷支持义和团而被处决，包括兵部尚书徐用仪、户部尚书立山、吏部侍郎许景澄、内阁学士联元及太常寺卿袁昶）三臣昭雪。不料话才出口，太后脸色陡然一沉，两道目光直直逼视过来，两腮紧绷，额间青筋暴起，龇着牙，发出一声冷笑：“吴永，连你也这样说耶？”
我侍驾这些日子，从未见过太后如此震怒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连连叩头：“臣冒昧，不知轻重。”
太后神色稍定，忽又敛去怒容，从容道：“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，皇帝在此，你但问皇帝。当日叫大起，王公大臣都在廷上，尚未说着话，他数人叨叨切切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哄着皇帝，至赚得皇帝下位，牵着许景澄衣袖，叫‘许景澄，你救我’。彼此居然结着一团，放声纵哭。你想还有一毫体统么？”
皇上端坐不语，默然无一声。我只得叩头道：“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。”
后来，我从一位耆旧某公处，才得知当日三臣被杀的真相：原来拳乱初起时，江苏粮道罗嘉杰捕风捉影，密报荣禄，称各国已决定攻打北京，与中国宣战。荣禄信以为真，缮折呈奏。太后既惧且愤，端王、庄王等人又极力蛊煽，遂决意开战，宣叫大起。太后到场便说，洋人已决计宣战，战亦亡，不战亦亡，不如背城一战。朱祖谋出班陈奏，言拳民法术不可恃，一旗员却当场驳道“心术可恃”。联元又奏，宣战恐致鸡犬不留，这番话触怒太后。正在此时，皇上望见许景澄，竟下座执其手，泣问究竟能否开战。许景澄奏言伤害使臣、毁灭使馆，情节重大，宜审慎从事；袁昶亦从旁附和。三人团聚共泣，太后疑他们有密语刺激皇上，勃然大怒——这便是三臣后来被杀的缘由。
太后还曾为我亲口述说过当日出宫的情事，提及刚毅、赵舒翘时，仍有余怒：“这都是刚毅、赵舒翘误国，实在死有余辜。当时拳匪初起，议论纷坛，我为是主张不定，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。后来回京复命，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，他只装出拳匪样子，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，面目如何发赤的，手足如何抚弄的，叨叨絮絮，说了一大篇。我道：‘这都不相干。我但问你这些拳民，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？’彼等还是照前式样，重述一遍，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。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，办事如此糊涂；余外的王公大臣们，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，要与洋人拼命的，教我一个人，如何拿得定主意呢？”
辛丑五月十五日，我奉旨赴广东雷琼道任职。正要谢恩赴任，太后却传旨缓行，命我督办回銮前站事宜，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。彼时京外大臣及京都士绅已陆续奏请回銮，朝廷初定七月十九日启跸，后因天时炎热，河南行宫又多有损坏，遂改期至八月二十四日。
八月二十四日辰刻，两宫圣驾自西安行宫启銮。阖城文武官吏齐集宫门外伺候。辰初三刻，前导马队先行，接着是太监、亲贵、王公大臣，依次出城。俄闻静鞭三响，太后、皇上、皇后、大阿哥等乘黄轿出宫，后面跟着无数重车，满载各衙门档案。
出南门后，绕赴东关八仙庵拈香进膳，再赴灞桥。州县都守以上官员在此恭送，佐杂千把则在十里铺恭送。我送驾毕，乘马出南门，至灞桥打尖，又行二十里，驻跸临潼县骊山行宫。
此后车驾一路东行，经渭南、华州、华阴、潼关等地，于九月初五日入河南境，抵阕乡县驻跸。途中我仍尽力斡旋，为地方官吏提点应付之法，约束执事宫监，不令其肆意需索。地方官皆感激不置。
九月二十六日，车驾抵汜水县驻跸。我得李鸿章自京来电，谓“病势危笃，请速派大臣接替”。太后闻之，为之流涕，叹道：“大局未定，倘有不测，这如此重荷，更有何人分担？”
次日，车驾抵荥阳县驻跸。午后，李鸿章逝世的噩耗传来，两宫震悼失次，随扈人员亦皆相顾错愕，如梁倾栋折，骤失倚恃。当日朝廷降旨：王文韶署理全权大臣，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，张人骏调补山东巡抚。
我曾有幸在李鸿章幕中效力，亲承其教诲，对其起居饮食、言谈风概颇为熟悉。公每日起居有常：早间六七钟起，检阅公事，或看《通鉴》、临帖；午间饭量颇佳，饭后散步；晚间进食较少，就寝甚早。
公曾对我说：“我办了一辈子的事，练兵也，海军也，都是纸糊的老虎，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？不过勉强涂饰，虚有其表，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。如一间破屋，由裱糊匠东补西贴，居然成一净室，虽明知为纸片糊裱，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，即有小小风雨，打成几个窟笼，随时补葺，亦可支吾对付。乃必欲爽手扯破，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，何种改造方式，自然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。”
又谈及与洋人交涉，李公说其曾受曾国藩教诲，当以“诚”字相待：“诚能动物，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。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，这断不会有错的。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，尽你如何虚强造作，他是看得明明白白，都是不中用的。不如老老实实，推诚相见，与他平情说理，虽不能占到便宜，也或不至过于吃亏。”
李鸿章的逝世，实是国家重大损失。朝廷亦给予极高礼遇：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，赏陀罗经被，派恭亲王溥伟奠祭，予谥文忠，追赠太傅，晋封一等侯爵，入祀贤良祠，其子侄孙辈亦均有封赏。
十月二十日，车驾驻跸开封。太后降懿旨，撤去溥隽大阿哥名号，立即出宫，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，毋庸当差。溥隽性甚顽劣，在宫时曾背后拳击德宗，致其仆地，宫监亦皆厌恶之。出宫那日，他涕泪滂沱，由荣中堂扶之出门，宫监们则在旁拍手称快。此事果如太后此前所言，在开封得以解决。
十一月初四日，两宫圣驾自开封启銮。我送至黄河岸边，亲眼见太后、皇上祭河神后登龙舟北渡。自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怀来榆林堡迎驾，至此时送别，已阅一年余三月有一旬。我无端而合，无端而离，人海抟沙，聚散前定——扈从之责，至此告终。
渡河以后，车驾一路北上，经延津、卫辉、淇县、彰德、邯郸、正定等地，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抵保定。十二月初二日自保定乘火车启銮，正午十二点正抵马家堡车站，随后入永定门，进大清门，入乾清宫，诣关帝庙行礼。历经经年播越，终于返回京师。
四、宦海沉浮
两宫回銮后，我奉命迅赴广东新任，毋庸随扈。俞启元将赴江苏任职。
临行前，太后在便殿召见我们，多有不舍，谕道：“尔两人患难相从，跋涉数千里，异常劳苦。今回銮各事，具有端绪。此去京师，为途已近，途中亦无甚事可办，徒累尔等重滋劳费，予心甚感不安。所以且令毋庸随扈，藉可稍资休息。惟是相处日久，一旦遣去，殊觉难堪耳。”
又对我道：“吴永，汝忠勤可嘉。汝今远去，予实非常惦念。”
言毕，以绯色绉帕频频拭泪，情真意切，绝非朝堂上的虚与委蛇。我与俞启元伏地叩首，感泣不已，连称“臣蒙皇太后天恩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何敢言劳”。
太后又叮嘱道：“广东地滨海疆，洋商云集，民情亦杂，尔到任后须谨慎办事，凡事以稳为主，切勿轻举妄动。遇有疑难，可多与两广总督商议，也可具折密奏，我必为尔作主。”
最后，太后赐我们御笔“福”字各一方，银各千两，我还蒙赏太夫人御笔“福”字一方、紫檀木如意一柄。这份恩宠，在当时的外任道员中实属罕见。出宫后，同僚们纷纷前来道贺，羡艳之词溢于言表，我却深知，这份恩宠既是荣光，亦是负担，未来的宦海之路，恐难一帆风顺。
辞别长安，我取道江汉，沿江东下，经武昌、南昌、赣州，辗转月余，终于抵达广东。
彼时的广东，刚经历过拳乱余波，沿海一带洋兵尚未完全撤离，各地会党亦蠢蠢欲动，加之洋商与本地百姓冲突不断，治理难度极大。我先赴省城广州谒见两广总督陶模。陶公为人清廉刚正，对我颇为礼遇，告知我雷琼道辖地雷州、琼州，地处南疆，孤悬海外，不仅汉黎杂居，且多有洋教势力渗透，历来是难治之区，嘱我到任后先抚后治，切勿操之过急。
抵达琼州府城后，我即刻遍访属县，体察民情。雷琼一带，黎人占居半壁，历代官府多以高压手段治理，致使汉黎矛盾积怨颇深。我一改前辙，轻车简从，深入黎寨，与黎峒首领促膝长谈，晓以利害，承诺革除过往官吏的苛捐杂税，保护黎民的正常生计。对于洋教势力，我则严令教堂不得纵容教民欺压百姓，若有纠纷，一律交由官府秉公断案，不得私相报复。
任内三年，我整饬吏治，严惩贪腐，疏浚河道，劝课农桑，雷琼一带的民生渐有起色。汉黎百姓和睦相处，洋教与地方的冲突也大为减少，府城内外，渐有太平之象。闲暇之余，我亦不忘读书治学，整理庚子年间的见闻，偶与幕友谈及西狩往事，仍觉心有余悸。属僚朋旧多劝我稍尽人事，结交朝中权贵，谋取更高职位，甚至有票号掌柜登门，愿提供资金，助我谋求升迁，我皆委婉谢却。
不料，冤家路窄。光绪二十九年，岑春煊忽自川督调补两广总督，执掌粤省军政大权。听闻此消息时，我正于琼州督办水利，心中暗叫不好。岑春煊素与我有隙，此番到任，必欲寻机报复。
果不其然。岑春煊抵穗后，第一件事便是遍查各道府公事，专挑我的错处。然我任内事事秉公办理，无丝毫把柄可抓，他竟恼羞成怒，罗织罪名，将我与其他十名州县官员一并参劾，列我于首。奏疏中称我“行事迂腐，驭下无方，虽无大过，却难胜海疆重任”，请旨将我开缺送部引见。
岑春煊此举，用意极为深刻：既将我与其他有重咎的官员并列，暗示我罪不可赦，又故作从轻发落，仅请开缺，以显其“宽宏大量”“仰体上意”。彼时瞿鸿機当国，任军机大臣，与岑春煊过从甚密，互为援引，朝中无人敢拂其锋芒。太后得折后，交军机大臣阅看，瞿鸿機当即正色陈奏，称岑春煊所参属实，应照例将涉案官员一并开缺，送部引见，以肃吏治。
太后阅折后，却迟迟未下旨意，沉吟良久道：“吴永这人，我是知道的，庚子年间，怀来迎驾，患难与共，甚有良心。想彼做官，必不至于十分过坏。此折我且主张留中，再作斟酌。”
瞿鸿機仍坚持己见，反复陈奏，称“朝廷吏治，贵在严明，若因一人之旧恩，废国家之法度，恐难服众”。
太后勃然变色，拍案道：“难道岑春煊说他坏的人，便准定是坏了么？我知道岑春煊的话，并不十分可靠，我知道吴永是不坏的！”
言罢，又厉声重复：“留中，决计留中！”
此折遂留中不发，其余十名官员亦因此得以保全。岑春煊得知太后态度后，大为错愕，知太后对我恩眷未替，虽心有不甘，却也不敢再复有举动。
经此一事，我亦深知粤地非久留之地。不久后，恰逢先太夫人忌日，我遂以丁忧守制为由，奏请开缺，太后准奏，我终于得以安然出险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后来我才知，岑春煊在粤督任内，性情暴戾，睚眦必报，前后参罢文武大小官员至一千四百余人，粤省官吏皆人人自危，我能全身而退，实属万幸。
丁忧三年期满，我服阕入都，蒙太后召见，仍温语慰劳，问及雷琼任内诸事，对我的治绩颇为肯定。未几，朝廷授我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，兼管黄、运两河事宜。
兖沂曹济一带，地处黄淮下游，河患频发，百姓深受其苦。我到任后，即刻亲赴黄河两岸，查勘堤岸，访求治水老吏，制定修堤浚河之策。彼时山东巡抚为袁世凯，虽与我素有芥蒂（庚子年间，皇上曾画龟射其名，我亦亲见其事），但见我治水之事规划周详，亦未多加阻挠，甚至拨发帑银，予以支持。
历时两年，我督率民工整修黄河大堤数百里，疏浚运河故道，修建水闸数十座，兖沂曹济一带的河患大为减轻，百姓为我立生祠，感念其德。因治水有功，朝廷诰授我资政大夫，赏二品顶戴。
光绪三十四年，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，溥仪继位，改元宣统，朝政由摄政王载沣执掌。载沣素忌袁世凯，甫一上台，便将其开缺回籍，朝中势力重新洗牌。我因与袁世凯并无深交，且有治水之功，未受牵连，仍留任山东。然此时的清王朝，已是风雨飘摇，内有各处起义，外有列强环伺，步步紧逼，地方官吏皆人心惶惶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宣统三年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各省纷纷独立，山东亦有革命党人举事，省城济南一片混乱。巡抚孙宝琦初欲坚守，后见大势已去，亦宣布独立。我深知清王朝气数已尽，无意再为其效命，遂辞去兖沂曹济兵备道之职，挂冠而去，避居青岛。
民国成立后，我由青岛返京，息影都门，闭门读书，不问政事。然世事难料，民国初年，政局动荡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，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，欲邀我出山，任总统府顾问，我因庚子年间见其行事，心有不满，婉言谢绝。后袁世凯复辟帝制，举国声讨，不久便忧愤而死，北洋军阀混战不休，天下大乱。
孙宝琦、潘复先后执掌中枢，与我有旧，一再辟揽，邀我出任国务院秘书，我推辞不过，只得应允。彼时刘治襄先生亦在国务院供职，与我同处一室，相交甚厚。刘先生久闻我庚子年间迎驾西狩的往事，屡屡向我询问详情，恳请我将这段经历详述出来，留作史料。
我起初婉拒，因往事不堪回首，且涉及宫廷秘闻，恐有不妥。后经刘先生再三恳请，又念及庚子国难，乃国家之奇耻大辱，若不将亲身经历付诸笔墨，恐日久湮没，后人无从知晓其中详情，遂应允下来。
此后，每日公余之暇，我便向刘先生详述庚子年间的种种经历，从拳乱初起，怀来坚守，到榆林堡迎驾，随扈西行，再到太原纷争，西安侍驾，回銮京师，宦海沉浮，凡我所见所闻所感，皆一一详述，无丝毫隐瞒。刘先生逐次记录，整理成篇，历时半载，终成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一书。
五、国难之思
这一章，是甓园居士刘治襄在完成全文之后，进行的反思。刘治襄在清朝和民国均任职，有着深切的爱国情怀，也在激励思考国家如何走出庚子之役的失败阴影。
下面，听听他是如何说的。
我是甓园居士，今日执笔，要将心中萦绕多年的一番感慨，细细叙说给后人听。
我独独不能释怀的，是庚子这一场大劫。
这一场祸事，虽说是由我们而起，但既然已经决裂宣战，从兵法上讲，联军悬军深入，号令不一，我们以逸待劳，以众御寡，本不该一败涂地至此！京津之间三百余里，竟任其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宗庙丘墟，衙署为墟，京城沦陷，重器被迁，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！
然而，和局甫定，两宫回銮，沿途竟还是铺张供应，一派升平景象，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。那些柄国的大臣们，事前不闻匡谏，临事不见作为，事后却安然高卧，甚至加官进爵，受之无愧。大臣如此，小臣可知。清室的倾覆，在这时已经看得分明了。
更可痛心的是，我们四万万同胞，对此亡国破家的大痛史，竟淡漠相视，如同越人视秦人之肥瘠。不过二十余年，事情的始末，已经罕有人能说得清楚。坊间那些《清宫秘记》，大半是架空臆造，于朝章国制茫然无知。知识界中，也多持消极悲观，听天由命，不肯稍稍出力为国家效力。而那些当权者，却忙着争权夺利，割据地盘，自相残杀，日日剥削同胞的膏血以图一快，如同牵着一群羊走向屠场，还在那里互相角抵蹄啮，争抢草料。这真令人痛哭流涕！
追究这庚子之乱的根源，我以为根本症结，不外两端：
一是民智过陋。北方人民，朴实而少教育，平日所濡染的，不过是《封神》、《西游》里的神仙鬼怪，或是《水浒》、侠义中的草泽豪强。这两种思想一经混合，便成了义和拳的原始质料。那些白莲教、八卦教之类，无不出于直隶、山东、河南各地，根深蒂固，历次铲刈而无法拔除。
二是生计窳薄。北方人民生活俭啬而多偷惰，谋生之路太窄。一旦失业，便聚集于都会之地，侥幸图食。人愈多，机会愈难，不得不作奸犯科。久而久之，便生出了冒险乐祸、暴戾恣睢之心。愚民因无知而顽固，游民因失业而凶暴。适逢民教冲突，奸民一煽，愚民和之，暴民乘之，便轰然爆发，不可收拾。
当时当局，只知调和民教，以为治本之策。却不知民教之争只是导线，真正的火药，是这些愚民游民构成的社会。导线割了，硝药还在，危险永远存在。若不从改革民众社会入手，乱源终究是塞不住的。
要拔本塞源，就必须从两件事做起：一是注重普通教育，改良小说戏剧，组织宣讲，使下层社会逐渐明白世界大势和人类生存的正理。二注重普通生业，广开谋生途径，教给手艺，整顿警察，设立慈善机关，使失业之人有所救济。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赖之徒自然无法聚集煽诱。没有愚民，人心不会妄动；没有游民，乱象不会猝成。
庚子以后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当道诸公，海内贤达，却始终没有在这两件事上真正注意。为何？不过是以为国家大事，并非一人之责，不如趁有权位时，多为自己和子孙打算罢了。却不知厝火积薪之下，罗珍聚宝，终有一日同归于尽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
我们国家受病的根源，由来已久。鸦片战争，外邪入侵；洪杨之乱，元气大伤。但真正由外感转入腠理，成为绝大危症的，实在是庚子一役。试问今日，工业何以凋敝，商业何以衰败，教育何以不振，自治何以不兴？军队发不出饷，官吏领不到薪，全国上下，人人憔悴，不得安生。为什么？经济窘迫。为什么窘迫？赔款！因为赔款，盐税、关税都握于外人之手；因为这两税受制于人，一切设施都受牵制，如同被人穿鼻扼喉，动弹不得。为什么有赔款？因为庚子义和团。庚子一约，就是对我们国家宣告无期徒刑的判决书！
这二十多年来，内忧外患，无有宁日。清室的速亡，民国的多难，军队的不戢，民气的愤张，直接间接，都与庚子一役有莫大关系。就是近来那些红枪会、绿枪会，其实也还是义和团的遗种。
所以，我们若不想图治则已，若要根本图治，探究最初致病之由而投以药石，那么庚子的经过事实，便是唯一的考镜方案。它因何而起，因何而终，因何而曲折变化，何时受寒，何时受热，乃至每一声呻吟、每一次颦笑，都有详加研究的价值。渔川所言，虽限于一隅见闻，却近水楼台，亲切明确，正是望闻问切中最当注意的材料。
昔日吴国败于越国，夫差使人立于门中，出入必呼，以此提醒国人，终于雪耻。庚子之役，创伤已巨，痛苦已深，我们国人，本当念兹在兹，时刻悬于心目之间。我今日所述这些，固然是借此保存一些轶事，却也愿它如同夫差门者的呼号，以茶余的清话，作饭后的钟声。愿我忧国的志士、爱国的青年，回首前尘，毋忘携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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